【磊哥说书】
　　对于神宗启用王安石，当时吕晦极力反对，指出王好固执己见，喜用阿谀奉承之人，敏于理论而疏于实践，一旦大权在握，天下必受其祸。事后看来，王安石为人处世基本如此，而变法诸举措不仅全部失败，且扰民甚深。
　　郑磊
　　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次重要制度变革，谈到宋朝历史，很难不涉及这个话题。近两年，这方面的历史研究作品迭出，笔者看过不少。吴钩新著《宋神宗与王安石:变法时代》的特点是引用了大量来自当时历史人物的个人文献记录，对变法举措的出台、推行、争议作了极细致的描写，还原了保守派与变法派间火药味十足的攻防战。
　　王安石变法的背景是北宋受“三冗”拖累，财政陷入困局，变法主要目的是解决政府财政困难。从这个意义上讲，王安石变法与汉武帝时期的桑弘羊变法如出一辙。作者依照惯例将当时的历史人物分为两大对立派别：保守派主张循旧路，节流到底；以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则主张开源，提出“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的理财大纲，深得天子宋神宗的支持。王安石围绕富国、利民、强兵，打破北宋初年形成的皇权、相权和谏议权分离，既协商又有监督的治理架构，通过设立新机构打破制衡，强行推出青苗法、募役法、市易法等颠覆性的变法举措。这部书围绕变法主线刻画了当时众多历史人物的所思所想、所做所为。
　　“变法”是指改变旧法、破旧立新。与改革不同的是，变法是中性词，比如王莽、康有为，都曾经以变法之名改弦更张，将变法等同于改革，是修辞导致的认知偏差。在这个维度上，我们可以根据当时卷入变法过程中的人物的说法和行动，重新梳理这一重要历史事件。
　　当时被视为主要反对派的司马光、韩琦、欧阳修、苏轼、苏辙等人，极少用“祖宗成法不可变”这类迂腐说法作为反对变法的主要理由。其中甚至很多人初期参与了变法政策的制订，中途改变立场，退出变法阵营。如苏轼弟弟苏辙曾担任过变法政策主要起草人，坦率和王安石讨论过青苗法的问题，指出官吏难免上下其手，无论是富裕人家还是普通老百姓都很难避开盘剥，官吏为了完成放贷任务，还会采取各种强制手段，为基层政府带来更大麻烦。事实上，青苗法在推进过程中，多地官员不愿配合，有些还向朝廷提出明确反对。御史李常奏报“今百姓之室，空匮已甚，苛峻巧削，日入于穷困。困穷之至，为盗而已矣”，司马光说“臣恐细民将不聊生矣”。苏辙也曾向神宗指出均输法必然引发行贿贪污，商贾的利润改由政府收取之后，物价反而会上涨，预言会“谤议腾沸，商旅不行”，均输法必然失败的结局。事后看来，这些反对变法的官员预判的问题确实发生了，甚至比他们所说的更严重。
　　如果以变法结果看当时反对变法的人的立场，就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对于神宗启用王安石，当时吕晦极力反对，指出王好固执己见，喜用阿谀奉承之人，敏于理论而疏于实践，一旦大权在握，天下必受其祸。事后看来，王安石为人处世基本如此，而变法诸举措不仅全部失败，且扰民甚深。吕晦可谓识人，并非诽谤虚妄之言。其他诸人就事论事，预先提出的对变法后果的担忧，最终也都变成了现实。
　　宋神宗是变法的强有力支持者，接到众多大臣反馈变法遭遇困难的信息之后，也曾有过几次犹豫。作者将其塑造为有为皇帝，却难辞负有过急推进变法的责任。正如苏轼曾直谏“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建议“愿陛下安静，以待物之来，然后应之”。神宗听后悚然，表示“朕当详思之”。熙宁七年下诏征集官员意见，提问天灾是否因“赋敛失其节”、“阿谀壅蔽以成其私者众”而来。尽管该书很少引用具体的数据来说明变法造成的后果，引用的都是各级官员在条陈上的说法，但是作者将这些说法都归为守旧派的臆测或道听途说，很难站住脚。
　　对王安石抱有负面看法的并非只是那些典型的“守旧派”人士，如说过王安石“大言滔滔，诡论灭世”的苏轼。他指出王安石很有可能重蹈桑弘羊覆辙，导致“商贾不行，盗贼滋炽，几至于乱”。变法结果也证实了“豪商大贾皆疑而不敢动”的结果。即便王安石曾经的学生郑侠等，甚至他的亲兄弟王安国也最终站在了反方，而与变法没有太多利益关系的皇室成员高太后、曹太皇太后、皇帝赵颢也说“王安石变乱天下”。乾隆曾点评王安石非“正人”君子，对“宋室治乱安危”负有责任。
　　王安石变法过程中屡次遭遇人才不足的难题，起初他邀请了很多饱学能干的官员，或者礼貌推拒，或者短时间共事之后就退出了。起初王安石也意识到变法不能过急，规劝神宗“天下但见朝廷以使能为先，而不以任贤为急；但见朝廷以理财为务……恐风俗坏，不胜其弊”，而后期则宁可任用有能力但品行有瑕疵的官员，期望在变法取得效果后，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才加入进来。书中一些事例真实反映了王安石的为人处世之法。为了扳倒一个不满变法的负责皇宫礼宾事务的小官李评，王安石不惜多次告病辞职，神宗也多次让步，最终将此人外放他地。
　　读者依靠这本书提供的历史资料，不难得出对变法和反变法主要人物的观点。不足之处是，作者对文献的解读和人物臧否带有明显倾向。作者将不利于变法的人和事都放在“反方”，尽管没有引用变法造成社会经济损失的客观数据，仍很难将一个几乎引起了大部分官员反对，和民间非议不绝的变革美化成不顾守旧势力阻挠的锐意革新。这既不符合逻辑，也违背了人们的常识。无论初心还是结果，一切变革应有利于大部分人才能成功，这是历史铁律。
　　（作者系深圳经济学者）
（文章来源：证券时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