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值年中，我国经济虽然在稳定恢复，但存在需求不足、信心不足的问题，经济面临下行压力。6月1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研究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的一批政策措施。
　　面对百年未有之变局，面对国内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加大宏观政策力度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还需要加大改革开放力度，切实推进科技创新、高水平制度型开放、营造优良营商环境等，以激发市场活力、稳定市场预期，为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打下坚实基础。
　　6月28日，由中国新闻社举办的“2023中新财经年中会”在京举行，以“高质量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为主题。经由与会嘉宾的发言和讨论，可以窥见改革开放的一些新动向。
　　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在今年大放异彩，成为稳外贸的出口“新三样”之一，是我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代表。这得益于业内较早布局持续投入获得的技术优势，得益于国内产业政策的扶持，开放的市场也助推了产业的良性发展。
　　比如，特斯拉在上海投资设厂，成为我国首个外商独资的汽车厂商。在中国投资建厂，为特斯拉带来了丰厚的毛利，助其进一步拓宽国际市场，也为中国的新能源汽车行业带来鲶鱼效应。
　　西班牙对外银行亚洲首席经济学家夏乐表示，特斯拉就像催化剂，不仅没有把中国中小电动车企业吃掉，反而激发了他们的活力。这归功于中国大市场，中国消费者对品质要求越来越高。中国很多新能源汽车厂商在国内激烈拼杀下，在价格可控的基础上品质很好。特斯拉的引入带动了相关企业发展，上下游企业形成了协同效应。这些共同推动了过去三年中国电动车市场“井喷”式的发展。
　　特斯拉无疑是成功的外商投资案例。夏乐表示，中国应该致力于负面清单管理，持续吸引海外高质量投资，这个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能动性。要让海外更有信心投资中国，需要推出更多样板。当前，部分海外客户担心中美竞争加剧背景下的投资前景，也担心地方优惠政策是否能切实落地，另外希望能简化投资进入和退出的行政手续。
　　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是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表示，当前国内国际环境发生深刻变化，那些外向型程度比较高的地方受冲击更大，如何化危为机、转危为安、腾笼换鸟成为这些过去“模范生”的严峻挑战。要想转危为安，需要这些地区打造硬科技的新实体经济，要求相关企业能进入到高端的生产性服务、数字经济、绿色经济、新能源经济，从过去嵌入式接包改变成主动全球发包，并建立国际合作新模式，要求相关企业能进入到长周期、大投入、产出存在很大不确定性领域，探索新型研发机构，探索新型举国体制等。
　　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毕井泉以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的实践为例，介绍构建开放型国际化科研环境的重要性。
　　毕井泉表示，创立于2003年的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采用的与国际接轨的管理体制，面向全球招聘所长和实验室的主任，对聘任的实验室主任提供科研条件，由实验室主任自主决定研究课题方向。新建实验室运行满5年后，写出一个简短的工作总结，由研究所发函邀请国际同行匿名评估，评估标准就是科研成果的影响力。不能通过评估的实验室主任需要另寻出路，连续两个5年通过评估的实验室主任转为终身聘任。北生所现设有28个实验室，20年来形成了一批在国内外产生重大影响的原创性科研成果。
　　科技创新要破除体制障碍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高培勇表示，在高质量发展阶段，发展目标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发展理念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而非以GDP规模和增速为中心。运行中所遇到的主要矛盾既有总量问题，也有结构问题。实施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既需要宏观政策，也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
　　鼓励科技创新必须破除制度性障碍。毕井泉以我国药品审批制度改革为例，介绍了破除制度性障碍对生物医药产业的促进作用。
　　毕井泉指出，长期以来，我国医药产业基本上都是仿制药，且仿制标准很低，在临床上不能替代已经过了专利期的原研药，这使得跨国公司到中国注册上市的原研药价格比国内仿制药高出很多。同时，我国繁琐的审批制度，生产许可证与药品注册捆绑的制度，使得新药研发在国内寸步难行。
　　毕井泉表示，2015年以来，我国对药品审批制度进行了彻底改革。首先是打击临床试验数据造假，促使生产企业撤回大量临床试验数据不真实、不完整、不规范的申请，严肃惩处故意造假行为，净化了药品研发的环境。其次是提高了药品审批标准，把仿制药标准提高到与原研药质量疗效一致的水平。所有仿制药申请均需与原研药做生物等效性试验，对过去批准上市的仿制药开展与原研药质量疗效一致性评价，确保仿制药临床上的疗效。第三是简化新药审批程序，提高药品审批效率，实行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对创新药实行优先审评，建立药品专利补偿制度，加入国际人用药品技术协调理事会，实现新药审评审批制度与国际接轨。
　　上述改革极大激发科研人员和生物医药企业的创新积极性，我国生物医药产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比如，近10年来，我国吸引了几千名生物医药领域的科学家回国创业，吸引了大量社会资金投入生物医药研发。中国批准上市新药的本土企业在研新药管线占全球33%，跃居全球第二位。临床常用药品大多有了通过一致性评价的药品。
　　毕井泉进一步指出，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是生物医药产业走向创新发展最重要的制度保障。未来在药物研发各环节应对标国际标准，进一步优化服务、提高效率，为广大科学家和生物医药企业提供最好的研发环境。还应当研究完善价格形成机制，破除以药养医的体制，使生物医药不仅仅能够在科学上取得成功，而且能够实现商业化的成功，发展壮大生物医药产业，为健康中国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吴萨表示，要做到科技自立自强，最关键核心的是人才。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不是靠人海战术，人多没有用，靠的是顶级科学家和顶级人才。因此，要给予最宽厚最好的政策条件，去吸引全球最顶级的人才，特别是基础研究人才来参与我国科技研发。
　　2013年以来，我国围绕科研体制改革推出系列举措。其中，很重要的内容在于提高科研人员个人分享利益的激励机制。科研人员利益分享机制，写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并细化了相关政策的规定。
　　建议知识产权执法上升为中央事权
　　6月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了优化营商环境工作进展及下一步重点举措汇报。会议明确提出，要把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摆在重要位置，进一步稳定社会预期，提振发展信心，推动经济运行持续回升向好。会议明确要在保护知识产权等方面，分批次推出政策措施。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
　　毕井泉表示，多年来，我国组织专项打假行动，取得明显成效，但是侵权假冒违法行为仍屡禁不止。其根源在于，对于造假掺假的生产者可以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对于运输者、销售者、发货者，我国法律有数额、动机、后果等前置条件，以至于不能追究这些违法经营者的刑事责任，也无法经由这些经营者查到生产者以及造假窝点，很难从根本上治理和杜绝假货。
　　毕井泉表示，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加强知识产权法治保障，形成支持全面创新的基础制度。当务之急是修订刑法中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的有关规定，对侵犯知识产权制售假冒伪劣产品，以及运输者、销售者、供货者等均应按行为论罪，取消案件的数额、动机、后果等前置条件，能够交代出供货商且有证据证明不属于明知、没有严重后果的，可以免于刑事处罚。只有对各类侵犯知识产权的经营者形成刑罚震慑，才能发现供货者和制造者，打击假冒产品的工作才能取得实效，对发明创造、知识产权的权利人才是最有效的保护。
　　“要研究把打击知识产权犯罪的行政执法权，上升为中央政府事权，完善全国统一大市场，防范地方利益冲突。还要研究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的有效衔接，增强打击侵权假冒的执法效能”，毕井泉建议。
　　除了在国内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与会嘉宾还建议通过参与构建国际标准来保护国内优势产业。
　　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民建中央副主席孙东生表示，为了更好地应对外部打压，需要将我国相关领域的标准推向国际，用这些标准来保护我国有相对优势的产业，通过参与标准制定更好进行国际竞争。比如，新能源汽车产业里，应该完善清洁能源的追溯系统和计量标准。再比如，为了应对2026年欧盟可能强制执行的碳关税，建议在国内碳交易市场开设国际板，通过更好与欧盟标准对接，来保护我国相关传统和新兴产业。
　　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优化营商环境可以激发市场活力、降低企业成本。通过简化行政程序和减少不必要干预，提升市场活力和企业竞争力。这些安排有助于提振企业家信心，对于经济发展和吸引投资具有重要意义。
（文章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